《孙子兵法》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又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孙子兵法？计篇》。保守机密为军队的第一生命。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党政军机关在组织人事制度上的严重缺陷，以及胡宗南个人性格与作风上粗疏自傲等致命弱点，导致熊汇荃等中共情报人员长期在胡宗南身边卓有成效地进行情报活动。这正是胡宗南部在未来与中共斗争中屡遭挫折并最终失败的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在本书后面章节我们将要看到。

　　筑起“防共长城”

　　在1938年10月武汉沦陷、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国、共两党的关系开始转向紧张。国民党与国民政府中的一些当权派对中共力量的迅速发展日益忧虑与恐慌，纷起要求进行限制、防范与打击。

　　胡宗南，作为国民政府在陕西前线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对中共力量的迅猛发展与影响扩大感受尤深，越来越不安，思虑着防范与应对之法。

　　1938年10月胡宗南率部回师关中坐镇西安后，听到陕甘各专区与中共的陕甘宁边区摩擦事件不断发生，就日益对中共力量的增长担心与不满。他在与部下的谈话中，经常流露出反共的情绪。他常说：“抗日战争即使失败而亡于日本，还有复国的可能；若因抗战而使中共的力量扩大到动摇国本，则将永无翻身之日。”他表示要向蒋介石建议：“为长治久安计，必须加强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削弱并压缩共产党势力，俾在有利时机一举而歼灭之。”范汉杰：《抗战时期胡宗南部封锁陕甘宁边区的罪恶》，刊《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页。

　　如前所述，在1938年12月，在武功军事会议期间，蒋介石专门召集胡宗南等少数亲信将领举行秘密会议，对防范与打击共产党作了许多指示。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秘密通过了《防止异党活动办法》，正式制订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这些都使胡宗南的防共决心更加坚定。他向宋希濂等高级将领说：“我们必须准备和积蓄我们的力量，我们必须限制中共的发展。”宋希濂：《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88页。

　　作为国民政府在陕西前线最高军事指挥官的胡宗南站在防共战线的最前沿。

　　在1939年8月胡宗南就任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不久，就专门去重庆向蒋介石汇报中共在陕、甘一带的活动，提出多项防共、限共与反共的建议。蒋介石一改常态，正襟危坐，聚精会神地倾听胡宗南陈述意见。胡足足谈了两个钟头。他说：“今日本党的真正敌人不是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才是心腹大患。国际形势一天一天在变化，日本人要对付俄国，又要对付英、美，它不能再有很大的力量向我们进攻，所以日本人绝对消灭不了我们。但共产党却利用这个机会一天一天地壮大起来了，这是一个最可怕的敌人。过去在江西、湖北一带，我们和他们打了七八年，消灭不了他们。现在共产党的力量已经发展到了整个华北地区，而且还伸入到了江苏、安徽的大部分地区。在我们控制的地区里，他们也到处发展组织，进行种种宣传，破坏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这样下去，恐怕不到三年，我们想维持这个局面都不可能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

　　这是多么可怕！”因此，胡宗南提出：“我们必须和他们斗争。”“我们必须在我们的区域里限制他们的活动。但这是不够的，我们应该以组织对组织，以宣传对宣传。我们还要和共产党争沦陷区。”同上书，第91页。

　　胡宗南对中共的看法与态度，与蒋介石完全一致。蒋介石让胡宗南坐镇关中，给他的战略任务，除了“东御日寇”,第二项就是“北制共匪”.因此，自1939年开始，胡宗南指挥所部，对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进行了多年严密的包围、封锁、摩擦、挑衅，直至挑起内战。胡宗南及其统率的大军力图在西北筑起一道“防共长城”.

　　第一，建立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封锁线。

　　陕甘宁边区，原是在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指定陕西洛川以北、绥德以南以及甘肃、宁夏东部的部分地区，以延安为中心，划归中共方面管辖，称陕甘宁特区。该地区地广人稀，地瘠民贫。但在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成立了以林伯渠为主席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竟将此地建成中共领导的第一重要的根据地，成为中共各解放区的总后方。

　　国民政府方面对陕甘宁边区日益增大的影响越来越不安。在抗战开始阶段，国民政府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是很稀松的，“所谓陕北封锁线，在抗战初期，原不过少数陕西省保安部队在有限之交通隘口，清查行人，照料衣食。’匪‘方亦复如是。”《胡上将宗南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148页。但在1939年以后情况不一样了。1939年6月10日，蒋介石密电朱绍良与胡宗南，令他们“利用涵潼及黄河天险”,在各战略要点布置重兵，加紧封锁陕甘宁边区，严防“陕北奸伪”,还令胡宗南在双石铺设预备指挥所。《蒋介石致朱绍良、胡宗南等电》（1939年6月10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藏（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根据蒋介石的指示，以天水行营的“党政军特联汇报”为最高领导决策机构，指导陕、甘、宁、绥四省各部门，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全面封锁。首先是建立军事封锁线，这主要由胡宗南部承担。

　　当时天水行营规定，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封锁，在陕北榆林一线，由高双成、邓宝珊部负责；在宁夏一线，由马鸿逵、马鸿宾部负责；胡宗南部则担负封锁陕甘宁边区的正面：东起黄河西岸，经陕西省的秋林镇、宜川、洛川、宜君、铜官（今铜川）、耀县、口头镇、淳化、旬邑，接甘肃东部的宁县、西峰镇、镇原，入宁夏境，经固原、黑城镇，至同心城，北与马鸿逵部的封锁线衔接，总长达700余华里。无疑，这是对中共陕甘宁边区最重要的一段封锁线。

　　在建立军事封锁线的过程中，胡宗南根据当年“围剿”苏区时的办法，先根据地形绘制了军队布置图，以胡部正规军为骨干，各地方保安团队为辅，规定各部设防位置，修筑纵深五道的封锁沟墙与堡垒群。封锁沟墙与碉堡群均须依照第十战区司令长官部石印的《碉堡构筑位置要图》修筑。碉堡群位置多选择在便于发扬火力的高地上与交通要道附近；每群以一个母碉与几个子碉组成；碉堡形状，分四方形与五角形；母碉多系两层，设有重机枪与步枪射击孔，约容一排兵力防守；子碉有轻机枪与步枪射击孔，约容一班兵力防守；一个碉堡群一般可容一连兵力；碉堡与碉堡之间用交通壕联系，壕上加掩盖；碉堡外围面向边区一方，设有外壕、鹿砦、地雷，外壕上设置吊桥。这样，通往陕甘宁边区的一切交通要道都被封锁线控扼。胡宗南在陕西三原与甘肃庆阳分设两个军事封锁指挥部。褚静亚（时任胡部第十六军参谋长）：《蒋军第十六军对陕甘宁边区设置障碍封锁的经过》，刊《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