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上，不用说反共的西方国家一片欢呼庆祝之声，预言中共失败已不可改变，”应当加强提防毛朱进行第二次长途流窜“（美联社语），”彻底消除中国的共产主义威胁，在亚洲筑起反俄共的前线屏障“（英国通讯社语），等等不一而足。就连共产党国家也对中共的前途和命运忧心忡忡悲观失望，斯大林得知延安无线电中断的消息后给驻华使馆发来秘密电报，指示他们密切注视局势发展，想办法打听中共领导人下落并报告莫斯科。此前斯大林曾经多次告诫来访的中共代表，并请他们转告中国的同志们，应当接受和谈条件，不能与国民党政府开战，否则他们将会犯下不可挽回的错误。这回他相信，一再拒绝接受莫斯科劝告和自行其是的中共领导人彻底完蛋了，他们的固执和狭隘断送了中国革命。
但是历史同斯大林同志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仅仅过了两年多时间，毛泽东就率领队伍浩浩荡荡开进了北京城，登上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又过了许多年，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接见国际友人时谈笑风生，他以轻松和调侃的口气提到，莫斯科那位同志不许我们革命，要我们放下武器，把军队交给国民党。可惜我们没有听他的话，顶住了……
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是普遍真理，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道。
农谚道：”三月孩儿脸，说变它就变。“此话果然不假。陕北高原的气候变化莫测，中午时候还是艳阳高照，烤得人身上暖洋洋的，但是傍晚时分山沟背后涌出乌云，天空下起小雨来，北风呼啸气温骤降，冻得野地里人直打哆嗦。
在村民吴老汉的简陋窑洞里，毛泽东点燃一支香烟抽起来，望着拥挤在山沟里的中央机关队伍蹙眉沉思。虽然撤出延安的队伍进行了分流，但是作为中央机关主体的队伍还是多达数千人，加上家属、孩子和担任运输的民工群众，不要说难以做到快速行军、隐蔽防空和投入战斗，就是解决住房和粮食也将是他们面临的一个巨大难题。
另一个逼近的危机不是恶劣天气，而是敌人追兵。
占领延安的胡宗南大军兵分多路穷追不舍，与西面马鸿宾、马步芳骑兵，北面邓宝珊集团形成三面合围之势，企图聚歼西北解放军和中共中央于瓦窑堡一带。尽管西北野战军集中主力在青化砭狠狠教训了一下狂妄的胡宗南，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的士气，但是这个胜仗毕竟规模有限，歼敌一个团附旅部，其政治宣传意义大于军事意义。相反由于青化砭战役暴露了我军主力位置，敌人占有空中侦察和地面机械化行军的绝对优势，因此他们很快调整部署气势汹汹地围拢来，企图寻找我军决战。敌人先头部队推进速度很快，已经与后卫警戒部队发生战斗。
毛泽东对于亲密战友周恩来的苦心焉能不知？周恩来为党中央和革命事业的安危殚精竭虑，赤胆忠心日月可鉴。但是毛泽东认为，胡宗南虽然占领延安，边区广大山区和农村还在我军控制之下，他必须用行动向全党表明，在这个革命的关键时刻，毛泽东的战斗位置就在陕北，在最前线。毛泽东不走，”党中央还在陕北“,这个事实就是对敌人占领延安的最大反击，对全国解放区军民是一个极大鼓舞。
更重要的是，陕北局势并未危险到像第五次反”围剿“那样非放弃不可的地步，毛泽东有信心打败胡宗南，让敌人为发动内战和占领延安付出沉重代价。第五次反”围剿“红军遭受重大失败，毛泽东在党内被剥夺发言权，他是躺在担架上被撤退的洪流裹挟着撤出中央苏区的。现在的共产党前所未有地团结一致，毛泽东在党内威信如日中天不可动摇，”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这就是毛泽东信心的源泉。
敌人追兵已近，紧迫的形势容不得半点犹豫观望和优柔寡断，毛泽东决定再次召开中央紧急会议，他需要快刀斩乱麻，立即解决摆在面前的困难，重建一个精干高效的中央指挥机构以应对危机。
”枣林则沟会议“就在毛泽东居住的窑洞里召开，与会者包括除周恩来以外的其他中央书记和中央各部门负责人。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并讨论”三路分兵方案“,即党中央化整为零，一分为三，各司其职。会议开了一整夜，与会者一致通过决议并且形成党内文件，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部分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坚持斗争，履行党中央职责。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委前往晋察冀解放区，刘少奇主持工作。以叶剑英、杨尚昆等同志组成中央后委进入晋西北开展工作。决议还规定，万一党中央遭遇意外，将由中央工委代行党中央领导职能，并指定刘少奇同志代理中央主席。
毫无疑问，这是党中央启动应对重大危机的应急预案，该方案完全吸收了周恩来提出的”分兵“思路，说明毛泽东已经充分做好两手准备，拿毛泽东本人的话来说，就是没有后顾之忧了。
两天后，三路人马分别离开枣林则沟村，中央工委东渡黄河前往西柏坡，中央后委挺进晋西北，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分手后则继续北上。至此，共产党中央机构一分为三，布下了与国民党决战天下的战略格局。
”枣林则沟“会议当天，一封以中央名义发往晋绥军区的紧急电报送达贺龙手上，电报内容是请他立即转告周副主席，”数日内尽早返回河西（指黄河西岸的陕北）“ .
然而此时周恩来一行三骑才刚刚在三交镇附近渡过黄河，还在赶往晋绥军区的路途上，所以等他看到该电文的时间已经是三天以后的4月1日。他在雁北地区停留两日布置工作，又与随后也渡过黄河的刘少奇、朱德匆匆见了一面，至此才详细得知中央会议内容。
虽然周恩来始终坚持毛泽东应该转移到相对安全的晋察冀解放区去，但是个人意见必须服从中央决议，所以他对这个中央决议是有心理准备的。毛泽东最大限度地吸收他的意见思路，果断将党中央一分为三，对此，顾全大局的周恩来除了无条件服从外，相信他对毛泽东的工作魄力和战略智慧再次感佩有加。
周恩来一刻也不耽误，连夜离开晋绥返回陕北。临行前贺龙司令员看见周副主席的警卫员只有两支驳壳枪，要给他们配备美式卡宾枪，却被周恩来挡住了。周恩来批评说：咱们是在解放区行动，有必要搞得如临大敌吗？
但是渡黄河时他发现警卫员马鞍下面藏着卡宾枪和弹夹，至此他只好接受战友这份真诚关心。
河西敌情骤然紧张，中央机关不时改变宿营地点和行军路线，等周恩来一行星夜兼程地赶到会合地点，中央机关早已离去，他们与队伍失去联络。毛泽东得知周恩来过河的消息十分着急，多次派人寻找，问题是战争年代通讯不畅，随时都有敌情发生，中央机关的行踪绝对保密，所以周恩来一行辗转多日，行程数百里始终未能追上中央机关。
枣林则沟会议之后，毛泽东亲自过问精简机构，将留在陕北的中央军委机关编为四个大队，包括电台、情报、作战、机要、联络、文秘、后勤、警卫等工作人员仅有两百来人，这恐怕是世界上人数最少的中央级军事指挥机构了。另外配备警卫部队四个连，一共不到八百人，成立了中央直属纵队司令部，对外代号”昆仑纵队“,任弼时任司令员，陆定一任政委。为了对外保密，毛泽东代号”李得胜“,周恩来代号”胡必成“,任弼时代号”史林“,都是取”革命必定成功“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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