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周恩来在中央书记处的位置排在第三号,但是他实际分管工作最多,担子最重,既要管组织、行政(政府),管外事、外交,管宣传、敌工情报,同时还要兼管军委工作和总参谋部,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决定的一切大计方针和路线政策都要通过周恩来具体落实。此时的周恩来刚刚四十九岁,年富力强精力过人,经常通宵达旦地忘我工作。一位曾经跟随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说:首长(周恩来)是我们队伍中睡觉最少,但是精力最充沛的人。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头脑敏捷、思维专注、精明强干和雷厉风行,好像一架永远不会停转的机器,带领我们一直走向胜利的彼岸。
我们看到,在周恩来身后留下的如潮好评见证了他革命的一生:卓越外交家、职业革命家、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高风亮节,心胸宽阔,忠于领袖,热爱人民,日理万机,鞠躬尽瘁……许多中外学者常常把他与三国时代”万世师表“的诸葛亮相提并论,认为他们的德、才、行及思想文化体系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据说蒋介石曾经私下慨叹,我偌大一个国民政府,皇皇四万万人众,为何竟找不出一个像周恩来这样德才兼备的人物来?
新中国成立以前,西方社会和媒体始终把”中共头子“周恩来当成一个不解之谜,他有那么渊博的学识,那么出众的才干,那么令人着迷的气质、风度、情操和个人魅力,他在西方留过学,有开阔的眼界,但是他为什么不去南京当大官呢?也许西方人需要一百年甚至更长时间来学习和研究中国社会文化,否则他们将永远难以走出自大和偏见构筑的功利主义城堡。
五大书记的胜利会合令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当前一个紧迫问题就是如何保障党中央的安全,更具体说就是万无一失地保障毛泽东同志的人身安全。大敌当前,任何危险和意外都是有可能发生的,这个深深忧虑像大山一样压迫着未来人民共和国总理。不能设想,一旦党中央或者毛泽东发生不测,将给正在进行中的全国解放事业带来如何巨大和不可弥补的损失。有鉴于此,周恩来酝酿了一个深思熟虑的方案,那就是将党中央一分为二,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东渡黄河,撤退到相对安全的晋察冀解放区去,由他率领部分同志在陕北坚持斗争。
周恩来做事历来讲究策略和计划周严,他先将这个方案征得其他中央领导支持,然后才委婉地向主席提出来。但是这个建议当即遭到毛泽东的拒绝。
毛泽东发了火,他操着湖南口音大声说:额(我)绝不离开陕北。党中央也不能离开陕北。额(我)说过,不打败胡宗南绝不离开陕北,毛泽东说过的话么子能失信呢?
毛泽东的坚决态度并不出乎周恩来意料,他太了解自己身边这位朝夕相处的领袖和战友了。毛泽东是个顽强的人,他从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决定,但是这件事关系党中央和主席的安全,也是关系到党的领导核心和革命事业生死存亡的重大原则问题,一贯尊重毛泽东意见的周恩来这回没有轻易让步。这是周恩来一生中少数几次对毛泽东说”不“,他必须对毛泽东负责。
周恩来是个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他懂得此事必须采用迂回战术,需要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来说服中央主席,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召开中央书记会议,运用组织的力量来保证毛泽东的去留安全。
毛泽东同样是个谋略大师,从某种意义上说更胜一筹,他对自己身边最信任的亲密战友周恩来的苦心如何不知?如何能不洞若观火?毛泽东深知周恩来是个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在原则问题上韧性十足,但是此刻他有自己的原则和立场,而这个原则立场是需要智谋和手段来扞卫的。
于是在两个亲密战友和红色领袖之间,一场意志和策略的对话就在不动声色中悄悄地展开了。
青化砭失利令敌人恼羞成怒,多路大军尾追而至。很快情报传来,最近一股敌人距离王家坪只有十几里路,枪炮之声清晰可闻,中央机关必须马上转移。
毛泽东临时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提出并通过两个重要决定:第一是党中央留在陕北的决定不变,但是出于斗争形势需要,部分中央领导和机关工作人员将离开陕北去到较为安全的晋绥解放区。会议没有决定哪些中央领导离开陕北,相信这绝不是疏忽,也不是匆忙,而是博弈大师毛泽东的第一步棋。中央主席牢牢控制着会议节奏,他先把事情做好一个开局,这就为后面做出的决定埋下一个意味深长的伏笔。
第二个决定就是立即委派周恩来同志赶往晋西北”布置工作“.许多党史学家对此均感迷惑不解,他们认为在撤出延安的紧要关头,身为行政总指挥和军事长官的周恩来日理万机作用不可替代,但是会议却指定周恩来亲自赶往黄河东岸的雁北地区”安排部分撤退的中央机关和工作人员“.雁北地区远在数百里之外,其间关山阻隔道路崎岖,骑马需要数日方可到达。其实这项具体工作交给任何部门领导均可完成,大可不必动用周恩来亲往。
于是我们明白了,能够决定中央三号书记周恩来去向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毛泽东。
相信此时智慧如山的周恩来心中已经明白,毛泽东这个决定意味着他促使毛泽东东渡黄河的所有努力难以奏效,他还是无法左右毛泽东的意志。尽管身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心中一定不赞成毛泽东的决定,或者说持保留意见,但是为了顾全大局,他必须服从组织决定。这种情形在建国后多次重现,直到”文革“发生,周恩来忍辱负重含辛茹苦,直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会议结束当日中午,周恩来立即起程前往晋西北,他总共带了两名警卫员,一行三骑,没有多余随行人员。临行前他同毛泽东单独告别,他们之间说了什么未见党史记载。毛泽东亲自送战友出村口,依依不舍地目送他们上马远去。当天下午,中央机关离开停留了四天的王家坪,向清涧县以北山区继续转移,于次日晨抵达清涧县石咀驿附近一处地名叫做枣林则沟的小村庄宿营。
枣林则沟,顾名思义,就是长有许多枣树的山沟。这条山沟又深又长,只有二十多户人家,由于村庄太小而人马拥挤,多数队伍都不得不在野地露宿。
这是自1934年红军长征以来共产党再次面临的最为严峻的形势,党中央被迫放弃延安实施战略转移,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天天都在撤退,遭到敌人围追堵截和飞机轰炸扫射。此时全国形势也不容乐观,黄河、淮河以南的所有解放区都已被敌人攻陷,中原解放区、苏北解放区被迫放弃,中原野战军、华中野战军分别退入河北、山东作战。东北方面,林彪指挥的民主联军在敌人强大压力下不得已放弃四平、长春、吉林等大城市,退守冰天雪地的北满地区进行顽强抵抗,而华北战略要地张家口被敌人攻占更是一大损失,它意味着晋、冀、陕甘宁解放区通往东北的唯一陆上通道被彻底切断。由于延安失守和新华电台一度中断停播,一时间国民党宣传甚嚣尘上,不时有”匪首毛泽东已被活捉“,”被击毙“,”就地正法“的谣言满天飞,令热爱和平的人们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产生深深的悲观和怀疑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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